研究

论文旨在探究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共变逻辑。通过两层次扎根编码整合既有理论、提炼变量，爬虫技术获取数据，层次分析法进行数据降维，定性比较分析40个案例，以典型案例过程追踪进行理论饱和检验。研究发现：对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没有单一因素是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政府舆情处理、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政府自身因素与舆论讨论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其组合路径可视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次要因素，从自然因素到人为因素再到政府行为因素，引发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可能性依次递增；媒体影响力起舆情催化作用，不改变舆情演化方向。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发现了网络舆情危机内外因素的耦合共变机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解释。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两大战略指引下，长三角地区开展了"积分制+数字化"的乡村治理实践。本文基于对上海和杭州三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深入探究沪杭三村的"积分制+数字化"治理机制，并细致比较三者的差异。沪杭三村的"积分制+数字化"治理模式分别在规范村干部日常治理行为、提高村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以及以德治手段强化村干部治理权威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本文还探讨了"积分制+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对政府间关系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积分制+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增强了村干部治理的规范性，提升了村民的公共参与度，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现象，表现为对村民生活的过度治理以及农村基层治理的福利化倾向。研究指出，国家借助数字技术对乡土社会实施总体支配下的精细治理；乡土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数字化变迁的同时，也伴随着"乡土社会国家化"的历史进程，即国家治理力量直接深入基层接管乡土社会。